煤炭交易活跃度下降 十月煤市供需双低
[76]对于一个社群或公共空间来说，除了照顾个体的合理预期之外，也会期望个人信息的合理流通与社会的合理期待。
雾霾、重金属污染、饮用水安全等成为了被调查者最为关注的问题。[7] [美]丹尼尔·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袁世全、冯涛主编：《中国百科大辞典》，华厦出版社1990版，第250页。参见郑贤君：《宪法虚伪主义与部门法批判》，《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1期，第109页。根据与环境保护义务的不同关系，可以分为四种情形。现行宪法没有直接规定公民的环境义务，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法学，实为解释之学。4.重视公民环境义务，有利于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增强环境保护的实际效果。
随着国内环境问题凸显、生态文明深入人心、绿色理念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以及全球环境治理新秩序的构建，我国宪法中的环境条款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其政治和规范价值不断提升，仅仅孤立的一两条宪法条款已难以涵盖，更具有包容性、发展性的环境观日益成为包括政治观、文化观等在内的特定的中国宪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界特别是法学界的推动下，形成了环境权运动。行政诉讼中行政协议的法律适用历来是理论与实务中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
例如，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35条(行政契约的容许性)规定：公法上法律关系得以契约设定、变更或消灭之。《适用解释》第12条对四种情形下行政协议的起诉期限作了明确规定，即除了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适用民事法律规定外，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起诉期限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另一种意见认为，行政诉讼法的单向诉讼结构，导致行政机关不能对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如果不赋予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显然不公平。有的就认为，这里的等是等外等，也即是说，除了列举的两类行政协议，还包括其他行政协议。
终局裁决即行政机关的裁决具有最终性，不能再进入司法程序予以救济。（三）明显不符合公平补偿原则，严重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或者使被执行人基本生活、生产经营条件没有保障。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采行的是民告官的单行模式。因此，对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除了适用行政法律规范之外，是否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特别是是否适用合同法的问题还有不同认识。此时，我们可以参照《合同法》关于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的规定，将效力依据限定在较高层级。这就是行政协议案件中，行政法律规范优先适用规则。
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41条规定：行政契约准用民法规定之结果为无效者，无效。实践中除了司法解释中明确列举的四种情形外，还会有其他可能引起诉讼的情形。[10]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440-441页。([17]) 由于行政协议兼具行政行为的强制性与民事行为的合意性，在确立行政协议效力司法审查的法律适用规范时，如果借鉴双阶理论的思路，将签订协议前的各种报批程序纳入公法调整范畴，对协议本身纳入私法调整范畴，以应对法律实施应然效果与实然效果反差巨大的现实难题，未尝不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思路。
因此，行政协议不应当具有民事性，对行政协议的理解与制度构建应当依据行政法原理。被告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合法，但未依法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补偿。
（三）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五十年。例如德国《行政程序法》第62条规定了补充适用的规定：只要第54条至第61条未另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余的规定，另补充适用民法典的有关规定。
[37] 陈慈阳：《行政法总论》，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551、553页。因此，如何在目前尚为凌乱的相关规定以及存在分歧的学术争议之基础上，不断完善相关理论，为日后制定统一的行政协议司法审查规则提供学术基础，乃是行政法学界的职责所在。此外，《政府采购法》中关于政府采购的预算编制、采购方式、政府采购的当事人、政府采购程序、政府采购备案等方面的规定，都明显区别于民事合同。行政合同缔结后或者在履行过程中，由于社会情况变更，原来的合同不再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时，行政机关得随时解除合同。这从《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中的等字，以及《适用解释》第11条所界定的行政协议内涵和其他行政协议的明确规定中也不难看出。[7]行政协议案件有别于一般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在于，要求协议人意思表示一致，协议内容系当事人行为的依据。
[27]刘刘：《行政协议争议司法审查的实证与反思》，重庆法院网。[23] 王学辉：《对传统行政协议理论的批判》，该文系王学辉教授于2018年2月23日应邀为重庆市某区法院所作的报告：反思中国行政协议的理论与实践。
在这种模式下，行政协议就其合约性而言可能涉及到的官告民诉讼是无法实现的。这正是行政协议中行政主体优益性的表现。
但在特殊情形下，即在被告违法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时，法院作出履行判决的同时，应作出补救判决要求被告撤销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以恢复原协议的效力。但是，仔细研究会发现，在行政协议案件中，确认有效判决和继续履行判决应当是首先需要考虑适用的判决形式。
可选择性，即行政协议案件的法律适用根据协议中公私二分两种因素进行，也根据行政协议不同类型进行。当然，也许有人会因《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5条之规定，而认为行政协议双方均有提起诉讼的权利。被告无法继续履行或者继续履行已无实际意义的，判决被告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摘要: 由于行政协议的双重属性，使其纠纷解决机制一直存在分歧。
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法》第78条是借鉴了《合同法》第107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将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以及赔偿损失明确为行政协议案件的违约责任。实际上，关于行政协议争议的裁判方式问题，应针对行政协议不同于传统行政行为的特点，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出发点，以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为目的，对现行裁判形式予以整合。
[31] 自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后，实践中对行政协议提起撤销之诉的案件屡屡发生。[2]随着治理方式的多元化，行政协议适用领域日益广泛，使得以司法审查为核心的行政协议监督制度（或曰救济制度）越显重要，也使得行政协议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愈益迫切。
[40]对于行政机关能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协议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见。([14])与此类似，有观点认为，行政协议案件审查适用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应当为：以合法性审查为主线，优先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参照适用合同法规范。
由此可见，行政诉讼的根本任务是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第149条规定：行政契约，本法未规定者，准用民法相关之规定。从国外立法看，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只要在位阶上优于行政协议，都可以作为协议合法性判断的依据。第三，为了防止公法遁入私法的弊端，更为了防止行政管理中可能出现的腐败，应当适用行政法律规范。
问题在于，除了上述几种判决方式外，行政诉讼其他裁判方式是否适用于以及如何适用于行政协议？行政协议的各种判决方式之间的关系如何？ 有学者认为，就判决类型而言，修法后除了新法中明确针对行政协议的几个判决种类，仍然可以沿用确认判决、撤销判决或履行职责判决等判决种类。因此，应当允许法院作出补救判决，要求行政机关撤回或者撤销其基于未被解除或未被确认无效前的行政协议作出的行政行为，此时解除判决、确认无效判决和行政协议补救判决可以并用。
传统依法行政原则的最基本规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二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要与对行政合同中行政优益权行为的审查区别开来，后者主要涉及法律法规所明确行为主体资格、合同订立程序等，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指合同本身内容违反强制性规定。
[20] 李广宇：《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对民事法律规范的适用》，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1期。[8] 袁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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